1969年，将军被安排到湖南省汉寿县的一个军垦农场服役。原本身为昆明军区司令员的他，如今身份骤降，变成了一名普通的老兵。曾经叱咤战场的将领，如今却要在田间地头劳作，生活环境也大不如前。

　　所在的班级共有八人，住在一座简陋的土坯房里，篱笆围成的小院子里风吹雨打。房子的地基原本是湖底，地面坑洼不平，踩下去还能冒出水来，冬冷夏热，屋内常年透风。对于曾经在上甘岭战役中打败范弗利特的名将来说，这样的居住条件极为艰苦，但作为一名老兵，他对劳动的艰辛倒是看得开，最让他难以接受的，是被扣上那个莫名其妙的“帽子”。

　　当然，心里很清楚，相比很多被打倒的干部，他的待遇已算不错。因此，即使在劳动中，他依然想表现出色，争取做到最好。年过五旬的他，比大多数年轻战士年长许多，但犁田的技术却非常娴熟，动作利落，令年轻战士们惊叹不已。

　　有时候，战士们好奇地打趣问：“老秦，你以前到底是多大的官呀？”总是笑着反问：“你们觉得呢？”另一位战士接话说：“我看老秦肯定没当过团长！”认真反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战士笑着答：“你肚皮没我们团长那么大。”苦笑着说：“你们猜对了，我是师里的农场场长，差不多相当于副团长。”战士们恍然大悟：“难怪你犁田那么有一套！”

　　当时，的身份极为敏感，他是被打倒的“干将”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他选择低调行事。虽然战友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但这并不妨碍在种植蔬菜上取得突出成绩。实际上，从未有任何文件撤销他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务，因此他依旧以司令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

　　尽管让一位军区司令员去种地看似浪费人才，却认为，若产出的农产品和别人一样，那才真是浪费了他这份实力。于是，他决心在种冬瓜这项“普通”农活上展现自己的功夫。冬瓜虽常见，但要想在众多冬瓜中脱颖而出，关键是精细管理，而非数量。

　　深知，无论现在是否军区司令，他都必须以司令员的标准自律，这意味着他种出的冬瓜绝不能与普通战士的瓜同日而语。为此，他采用了“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”的方法，先挖了一个大而深的坑，坑里填满农家肥，再覆土发酵，让肥料充分发酵成熟后，才种下冬瓜苗。

　　一般战士种冬瓜多是大水漫灌，一次浇完了事，但则讲究时机和分量的精准掌控，既不能多浇，也不能少浇。等到瓜苗渐长，藤蔓爬上架子时，他开始精心管理，目标不是产量多，而是种出最大、最好的冬瓜。

　　他挑选出最大的花蕾，果断剪掉周围的枝条，确保花蕾能独享养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冬瓜逐渐显露头角，比其他人种的都要大许多，令心中满是喜悦。冬瓜长得越来越重，架子险些被压塌，立刻加固支架，并用网兜包裹冬瓜，防止瓜体断裂，让它可以尽情生长。

　　随着冬瓜日渐硕大，路过的人们无不惊叹：“哎呀，这么大的冬瓜！”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，战士们齐聚一堂称重，37斤重的冬瓜让所有人瞠目结舌。班长兴奋地将冬瓜扛在肩膀上拍照留念，后来这颗大冬瓜还被送往参观展示。

　　有人会问，因此获得表彰了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在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中，被视为“犯人”，不可能获得任何荣誉。那颗冬瓜的功劳全归于“小将”们抓革命促生产的成果，绝无的份儿。即使如此，内心依然充满自豪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这颗司令员级别的冬瓜就是他亲手种出来的。

　　从昆明军区司令员到农场普通战士，这样的身份转变非同寻常。农场的劳动极其繁重，常常一天挑粪32担，农忙季节要忙“双抢”——割稻插秧。每天早晨，他打着手电上工，晚上同样依靠手电回家。虽累得筋疲力尽，但从未抱怨，坦然接受这份磨炼，且内心感到充实。

　　随着时间推移，战士们逐渐发现老秦的不同之处。干活时他不偷懒，晚上还帮忙洗衣缝补衣服。战友们既敬佩又好奇，认定他肯定是个不简单的大官。尽管对劳动不甚在意，对自身被剥夺的待遇感到无奈。他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，唯一的窗口是报纸，但报纸被封锁，他无从得知消息。

　　他努力争取通信权，能收发信件，却发现信件大多被涂改，完整的句子寥寥无几，对此他只能无奈接受。

　　1970年，农场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新颁布的法律，全营集中学习那天，没有人通知参加，也没人告诉他不能去。他渴望了解会议内容，偷偷跟着班里的战士前往。一路上他低着头，害怕被人认出。途中班长遇到两个人，被拉到一边密谈。立刻明白：“这肯定是针对我。”

　　果不其然，班长回来说：“老秦，你不用去了，回去看家吧！”满心无奈，只能失望地回到宿舍。

　　到了1972年3月，形势有所缓和，终于被允许去长沙治疗肩周炎。那天，他坐着吉普车出发，中午在路边餐馆用餐，一口气吃了40个饺子。两年来，艰苦的生活让他的身体极度缺乏脂肪和蛋白质，这顿大餐也让老板惊呆了，因为他从未见过如此能吃的人。

　　然而，店里人并不知道，这位狼吞虎咽的食客，竟是那位打赢上甘岭战役、曾担任15军军长、昆明军区司令员的传奇将军。